作者简介：李耀禧，宜宾市党史研究会会员、珙县老促会成员。通讯地址：四川宜宾市珙县教育局。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珙县的石碑、曹营、洛亥、王家、中心五个乡场，进入云南威信县境。与珙县中心乡（今珙县观斗苗族乡）乡公所驻地边界相连的云南威信县所属郭家坟（今云南威信县罗布乡郭家村），有个苦大仇深的青年农民殷禄才，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同地主豪绅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殷禄才自知人少力弱，难以抵抗反动派的镇压，听说红军留下了一支游击队在川滇边区活动，到处探听。1936年5月，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行军经过郭家坟时，殷禄才要求加入纵队。纵队把他留下，随军培养训练。不久，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吸收他入党后，派他返回家乡发展地方革命武装。
同年8月下旬，纵队再次到达郭家坟时，殷禄才向纵队领导详细汇报了在当地发展武装和开展斗争的情况后，纵队决定收编这支农民武装，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特委任命殷禄才为云南游击支队支队长，并从纵队派红军干部（排长）陈华久到支队任政委，还发给支队10多支枪。这样，红军云南游击支队正式成立，并受命继续留在地方开展斗争。
云南游击支队初创时只有几个人，两把刀，6支枪。后来发展到几十人，有步枪14支，短枪2支。正式批准编制之时，有骨干队员30多人，长短枪28支。支队按照特委指示，秘密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工农劳苦大众，扩大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军阀和豪绅地主的压迫剥削，摧毁反动基层政权，创建以郭家坟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队伍一度发展到将近1000人，其中常备队员120人左右，平时多数队员分散隐蔽，各安其业，战时集中参战。同时，支队除与国民党军独立营连长彭兴州、排长姚启贵建立了统战关系外，还收编了边区的几股绿林武装。四川珙县南部的几个乡场，先后参加云南游击支队的有近300人。
云南游击支队的活动范围是云贵川结合部的几十个县，是活跃在边区的一支影响很大的革命武装。以下简要记述支队在四川南部珙县境内的革命斗争活动。
一、杨世龙率队加入
1935年2月初，红军一军团路经珙县洛亥时，年轻战士杨华清(江西人)等7人掉队，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在努力追赶部队途中，行至珙县中心乡（今珙县观斗苗族乡）乡长杨晓中的碉堡前时，碉内敌人开枪射击。7人一面还击，一面急速撤退，一红军战士被追来的民团击中牺牲，其余被冲散，只剩杨华清一人。天黑了，杨华清借宿在穷人何绍安家，请求掩护。何绍安同情杨清华的险恶处境，为他设法躲过地方武装的追杀，对他说：“你处境危险，为求活命，以图今后，不如暂时委屈自己，投靠在乡长杨晓中门下，寻求保护。”杨华清感到事已至此，只好照办。杨晓中见其年少英俊，口齿伶俐，又有文化，还能写一手好字，在此举目无亲，于是将计就计，将其收养为义子，企图将来能助他一臂之力。
杨华清在杨晓中家，获得杨晓中信任后，视其防范较疏时，他就在家丁、佃户中进行秘密串联，宣传革命，不久就得到杨世龙等人支持。1936年夏天，杨晓中因财产纠纷，被人暗杀，杨华清、杨世龙均涉嫌被捕，后经威信县政府查清释放。
杨华清回家后，便同杨世龙商议，趁新、旧乡长交替之机，脱离虎口。他们发展了江夕云、张少彬、张扬铭等7人，带走步枪3支，手枪2支，在珙县中心乡、复兴乡（今洛亥镇）的开家坳口、木梯山、小苗寨、干坝、白人坡、毛家岭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继任中兴乡长杨文凤派人跟踪追击，未能得逞。后来，杨华清又与流散的红军官玉明、李明杨等接上关系。
1937年9月，乡长杨文凤派一班乡丁，护送其女去珙县洛表向家。杨华清他们侦察到这一情况，迅速在必经之路芭蕉沟埋伏，准备提乡丁的枪。战斗打响之后，一乡丁当场毙命。短兵相接中，杨华清被乡丁击中，壮烈牺牲，时年仅18岁。数日后，当地群众将其掩埋于印把山脚下。
杨华清牺牲后，杨世龙率领其余武装人员，投奔红军云南游击支队，杨世龙被任命为第三大队大队长。
10月，云南游击支队为民除害，在中心乡腰蹬岩处决了在洛亥乡木梯山等地四处抢劫、危害人民的土匪头子王明宣。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在泸州被释放出狱。12月，失散的红军游击队员兰澄清在泸州找到了刘复初，受刘复初派遣，回到川滇边境，到郭家坟找到殷禄才、陈华久，传达党的抗日救亡方针。殷禄才、陈华久将云南游击支队改名为“云贵川抗日后援军”，组织民众支援抗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进行抗粮、抗捐税等多种形式的斗争。同时，支队还要随时应付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进行自卫斗争。
二、寻找、接应战友
1937年1月，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敌军步步“追剿”之下，在云南边境野腊溪、林口、水田寨一带接连失利，伤亡惨重，领导人有的牺牲，有的被俘，部队解体，幸存的红军战士分散隐蔽，各自活动。珙县王场（今王家镇）人邓凯带领部分失散的红军战士潜回王场，编为两个班，活动于梳头沟一带，继续配合殷禄才领导的云南游击支队，在珙县的中心、曹营、石碑、王场等地开展游击战争。
后因邓凯革命意志不坚定，逐渐变为邓族在王场地区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于1938年冬向反动政府投降，接受招安，珙县县长刘治国委邓凯以“山防大队长”之职，负责王场至云南镇雄一段路的保商任务。1939年3月，宜宾毛辅成有枪20支，子弹数箱，托珙县洛表至云南镇雄的保商大队长张华宗，保运到云南镇雄换大烟，途经王场时，被邓凯全部截获，张华宗愤怒至极，决心伺机报复。同年，12月26日，邓凯因事从宜宾返回王场时，路过洛表，被张华宗设计杀害。
邓凯变节后被害的消息传到郭家坟，云南游击支队队员大为震惊，他们同邓凯领导的队伍，在多次战斗中相互配合，相互声援，战友情谊十分深厚。为了防止失去指挥的战友被敌人吃掉，保存革命力量，殷禄才、陈华久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前往寻找、接应战友。
12月27日夜，支队领导殷禄才率队员50余人从郭家坟出发，直奔王场，分派一班人直插三岔河(今王家镇柏杨村)，一班人抢占红庙子(今王家镇长埂村)，断绝行人，封锁交通，造成一种对王场包围的假象，以牵制王场乡长杨国政，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另外两班人隐蔽于凉风坳，密切注视洛表方向张华宗保商队的行动，以利寻找失散战友的任务能顺利完成。
杨国政觉得已被包围，带着乡丁仓惶出逃，行至凉风坳与游击队伏兵发生战斗。但是，一则殷禄才本身不是来打杨国政的，二则杨国政带队出巢，也只希望脱险活命，双方均不恋战，只短暂交火，无甚损伤，杨国政向三架槽(今珙县洛亥镇油岭村)方向逃遁，游击支队也不去追赶。
邓凯留在王家的两班人，听说邓凯被害，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开赴洛表，为邓凯拼死报仇；有的主张分散隐蔽，暂避锋芒。结果薛海清那个班解散了，邓海云那个班拖上了山，后被殷禄才派出的人找到，便和云南游击支队合队。是夜，殷禄才率队返回郭家坟。
三、惩治恶霸、劣绅
1941年春，殷禄才、陈华久派人侦察到彭明武的行踪，将其捕获。彭明武是个一贯欺压贫民百姓的地方恶霸，民愤极大，又曾经残忍地杀害过3名红军伤病员，恶贯满盈。云南游击支队核实其罪行之后，在珙县罗渡杨杈湾（今罗渡苗族乡杨杈村）将彭明武处决，为民除了一害。
1943年5月，殷禄才率领游击队袭击王场乡公所，缴获了乡公所团丁步枪20多支，子弹几箱。乡长杨国政惊慌失措地向上司告急求援，国民党预备二师陈明仁部派陈混震营赴王场“清剿”时，游击队早已转移他处，扑了空。
1944年冬，殷禄才、陈华久领导云南游击支队在珙县洛亥、中心、王场、洛表、上罗、石碑、曹营等地，串联穷苦群众，宣传革命，扩大队伍，游击支队发展到约300人枪，编为8个大队，大队下设分队、小队。平时，大部分游击队员分散在家，从事农业劳动，有事再召集拢来。这样做，既使队伍减轻了供给负担，又聚散灵活，便于隐蔽。殷禄才、陈华久身边常备队伍只有80人左右，他们转战在川滇边境开展活动，攻打过珙县境内几个乡的乡公所，提走了乡丁武器，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劣绅。国民党76军24师徐首春团派卿方盛营来珙县追剿，游击支队早已进入大雪山休整，敌军又扑空。
1945年，游击支队在敌人追击下，与敌周旋于珙县、威信县交界处的各乡镇之间。有时也延伸至川南各县一带活动。
四、王场巧施“离间计”
王场乡乡长杨国政，一上台就野心勃勃地加强乡保武装力量，派人到处购买枪弹，首先把乡丁增加到4个班。又在各保成立壮丁自卫队，在全乡建成了一支有300多人枪的团队。因他“办团有方”，受到当局器重，被封为川滇黔边境“清乡大队长”，权势日增，对相邻的云南红军游击支队构成巨大威胁。杨国政与王场老派地霸邓玉伯等却因此发生了权势相争的矛盾。而杨国政对毗邻的云南游击支队，尚未进犯过。据此，支队决定利用杨、邓之间的矛盾，对杨国政采取既争取又斗争的策略，以武力胁迫其保持中立，以利支队的活动。
1946年1月，殷禄才、陈华久探得杨国政与三姨太在武装护卫下，出外旅游结婚去了。1月9日是农历腊月十八，王场赶场，支队便派战士王少杰、张天银混进王场侦察目标，用白墨(粉笔)在应抄户的门上面个圆圈作暗号，并潜伏内应。半夜时分，支队人马到王场，在潜伏队员的策应下，以闪电般的行动，把滇东公司在王场的盐号(川滇边防队长陇承尧开办的)和王场地主豪绅开办的商店抄了。而对杨国政的财产和乡公所的枪支等物，却丝毫未动。杨国政旅游结婚回来，见老巢被搅，惊恐不安。惊恐之余又暗喜自己利益未受损失，觉得殷禄才够朋友。于是派其部下范炳云携礼私走郭家坟与殷、陈进行沟通，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
后来，支队在叙永江门袭击国民党军车缴获了一批子弹，因支队枪支不适用，殷禄才便托杨国政帮助推销，以解决支队军费问题。杨国政竟以乡长兼清乡大队长身份召开保长和绅士会议，以上峰有令要地方办自卫队为由，名正言顺地将12箱子弹硬性摊派给各保及绅士。杨国政对其宿敌邓玉伯肆意报复，无视相互之间的师生及亲戚关系，照摊不减。邓玉伯不服气，具呈上告。因县里是杨国政倚仗的新派掌权，对控告不理，于是邓玉伯上告到成都。
同年秋，邓玉伯赴蓉上告归来，适逢国民党派整编79军开赴珙县洛表等地“清剿”云南游击支队，经县城老派头面人物袁益州出谋点醒，邓玉伯忙返家，向79军294团彭营长控告杨国政“私通殷禄才、拦截国府军车”；与此同时，向彭营及有关方面大肆行贿，以买通关系。于是，敌军彭营长亲赴王场问罪于杨国政。杨国政自认为县里有后台，坚决不承认；一面也对彭营长行贿。彭收受双方贿赂后，对杨也不审不问，将其软禁。彭营撤走时，雇用滑杆将杨国政抬到长宁敌军指挥部，杨的贴心警卫范炳云同行。在到达后，彭即将杨、范二人枪决于双河场口上。支队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除掉了一支对自己有威胁的武装。
五、“金蝉脱壳”王棚山
王棚山位于珙县中心、洛亥两乡之间，又与云南威信县郭家坟毗邻，山高林密，沟深路险，地形复杂，人烟稀少。，
1946年6月，云南游击支队捉了顺河乡乡长兼大队长的张占云为人质，张用1200元大洋赎取出去。随后，因中心乡乡长杨文凤无端寻衅，游击支队忍无可忍，于同年10月13日，袭击中心场，扣押乡长杨文凤，令其交出步枪10支、手枪2支。未料，张占云被支队放出后，随即串联地方反动势力，向川滇两省告发。杨文凤也表面承认交枪，暗地里唆使人拉拢附近团防发兵相救。殷禄才、陈华久为预防敌人袭击，就率领支队，将杨文凤押上王棚山里隐蔽。
接到张占云的情报后，川滇两省反动派派兵联合“围剿”云南游击支队。滇军派航空特务旅第7团两个连以及威信常备队，协同川军第6保安团一个大队和兴文、珙县等警察中队与地方团队共1000多人，包围了王棚山。支队获得情报，马上警戒，在险要的乓拢沟隘口设好埋伏。10月29日中午，滇军航7团团长曹润清带领谢远华营两个连和威信县长赵光斗的常备队首先发起冲锋。待谢营沿陡峭山路仰攻进入伏击圈时，支队展开猛烈射击，打得敌军昏头转向，争相往回溃逃。谢营一排长当场被击毙。敌军在机枪、钢炮的配合下，又蜂拥而来，反复冲锋都不能攻上山头，航7团机枪射手被击毙，敌兵伤亡10多人。天近傍晚，敌人被迫停止进攻，退守下山。
支队据险抗敌，苦战一天，由于人少，在阵地上穿插反击敌人，在跑动中被敌击中牺牲3人、重伤1人。这时，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支队领导人殷禄才、陈华久趁敌退回山下之际，集中队伍，研究对策，认为面对强敌、敌众我寡，不宜死守山头，必须设法突围。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后认为：敌方人多武器好，但队伍杂乱头目多，各自邀功心切，都不想让别人抢了头功，指挥混乱，无统一作战指挥和部署；支队人少精干，目标小、路径熟，群众关系好，可以安全突围。经过群策群力，决定来一个“金蝉脱壳”法：把川滇两军分别引上山，造成互相在黑暗中对打混战，然后支队乘机突围下山。
天黑了，支队处决了杨文凤之后，即分为两支突击队，分别向驻守山下的川滇军发起攻击。敌人以为游击队要趁黑夜突围，立即倾巢出动，向支队防守的山头猛攻。支队战士占据有利地形进行阻击，边打边退，把川滇两军从两面山坡引诱到王棚山山顶，待敌军双方接火时，支队战士悄悄地退出战场，乘山下敌人空虚之际，安全转移到山岩下烂田坝，并摆下口袋阵形，准备歼灭来追之敌。
黑夜朦胧中，川军第6区保安第一中队长王庆云，率本部及兴文警察中队和珙县地方民团，首先冲上王棚山山顶，见山下摸黑向上运动的滇军，误认为是游击支队败退下山，便从上往下追击。滇军航7团谢营，也把从山上追下来的川军误认为是游击支队往山下撤退，架起机枪狠狠扫射。在夜幕笼罩的山林中，川、滇敌军互相混战一场，直到双方发觉机枪、钢炮火力不对时，才知道中了游击队的圈套。结果敌人双方死伤20多人。敌人两败俱伤，互相指责是对方放走了游击队。双方都甩掉尸体不管，各自抬着伤兵垂头丧气地退回各方的老巢。滇军航7团当晚退驻郭家坟，第二天，去把已打死的川军人头割据下，背到云南威信去谎报“战果”，请功领赏。
第二天游击支队转移去了云南烂田坝，隐蔽休整。
六、反击“清剿”，与敌人血战到底
1946年12月，国民党重庆行辕指派79军、滇军航空特务旅7团，在川滇边区十多个县的地方武装配合下，限令3个月肃清游击队，并授权79军军长方靖统一指挥。珙县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三青团珙县分团干事长、县政府县长等人组成珙县戡乱建国委员会，支持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对共产党领导的云南游击支队进行“清剿”。方靖先派294团彭营进驻珙县洛表、王场进行侦察，并委任98旅旅长朱济猛为司令、师部少校参谋陈泣云为参谋、少校参谋唐余雄为军法官，率步兵1团进驻长宁县城，还分别在洛表、簸箕峡等地设指挥所。彭营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了解，于1947年1月10日在珙县洛表召开“清剿”会议，部署对支队活动地区进行大包围。由彭营孔连从王场向卫靖司、王棚山进发，王副营长率一连向石碑大石盘迸发；滇军谢营本部进驻郭家坟；珙县联防队由刘启才率领进驻洛亥、中兴。11日开进，13日形成包围圈。
由于形势的变化，支队于1946年10月29日在王棚山处决了中兴乡乡长杨文凤后，转移在珙县曹云乡、石碑乡的大石盘、司允堡、观音塘梁子一带。此时滇军航7团谢远华营长亲率本部兵力来“清剿”。支队得悉，集中主力200余名精干武装，在司允堡修筑工事，准备迎战。接着又得到情报，敌军294团从兴文县簸箕峡开到石碑乡来了。支队怕腹背受敌，立即转移到洛亥木梯山。被敌294团姚传群营发觉，也尾追至木梯山。支队立即占领有利地形，予以阻击。由于敌众我寡，队长潘明章牺牲，号兵冯子云被俘。支队边打边撤，退回王棚山上。王棚山沟深林密，杂草丛生，易于隐蔽。
敌人发现支队的行军路线后，敌294团团长王灼如率团部到中心场、郭家坟坐缜指挥，对王棚山层层包围，所有交通要道均设重兵封锁。敌人狂叫：“宁可杀错，不可漏掉”。各路敌军于1947年2月15日倾巢出动，从四面八方分路向王棚山进行“梳篦清剿”。支队在王棚山分散隐蔽，随时迎击敌人。敌人挨怕了，谁也不敢轻易首先钻进山林。但敌人用“铁臂合围法”死死围困王棚山，持续时间近半月之久。
直到3月上旬，敌人采用火攻。一时间，王棚山四面起火，火光冲天，树木杂草燃烧了几天几夜。情势非常危急。支队领导担心弹将尽、无援兵，怕硬拼吃亏，主张分散隐蔽，等敌军走了再集中。由于采取了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大队以上干部穿老林溶洞，与敌军周旋，寻机分别突围。
3月7日晚，殷禄魁率一部从雷家山往珙县方向、张占彪带一部分向司允堡方向突围。结果被敌人分割包围，跟踪追击。部队只好与敌决战，战斗中40多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70多人被俘后遭到残酷杀害。
3月19日，殷禄才、陈华久转移至卫靖司附近的依耳山，遭敌军王灼如团追击，在关子洞与敌人的顽强搏斗中，两人均壮烈牺牲。敌人将殷禄才、陈华久遗体运到石碑、古宋等地示众，向上邀功请赏。云南游击支队的革命斗争活动，就此结束。
七、骇人听闻的暴行
在对云南游击支队的“清剿”中，国民党友动派军队扬言：“宁可杀错一个，不可放走一个”，“凡为匪、通匪、窝匪者格杀勿论”。殷禄才一家老少8口人有5口在清乡中被残酷杀害。“清剿”中，有的干部、战士全家被杀，先后被国民党军队屠杀的革命战士和群众竟达200多人。
在珙县境内，敌人对拥护支持游击支队、积极参军参战的洛表、王场、洛亥、中心、石碑、曹云等乡的人民群众，施展了灭绝人性，骇人听闻的暴行。洛表乡沱田湾农民袁永宽，因与支队有来往，被敌人抓去活活烧死。敌人在清乡中因未抓到游击队员叶吉安，竟将其即将分娩的妻子黄氏枪杀，黄氏被杀后几分钟内，婴儿还在肚内不停地蠕动，惨状目不忍睹。苗民杨志成一家惨遭杀害，而且硬说杨志成16岁的侄儿杨少聪是“匪老幺”，被敌人剖腹挖肝。大队长张占彪、殷禄魁被捕后，敌人施以水刑、老虎凳，最后遭枪杀。分队长俞顺明被俘后，遭受敌人各种酷刑折磨而始终不屈服，敌人将其怀孕之妻抓来当面杀害。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创建的云南游击支队，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以后，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川滇黔边区坚持敌后斗争12年之久，以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写出了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云南游击支队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战斗风范，鼓舞了珙县人民的斗志，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热情。珙县人民永远怀念着他们。

注：此文经昭通市委党史研究室审核。